保健酒酿造历史非常悠久

　　人类最初的饮酒行为虽然还不能称之为饮酒养生，但却与保健养生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初的酒是人类采集的野生水果在剩余的时候得到适宜条件自然发酵而成的，由于许多野生水果本身就具有药用价值，所以最初的酒可以称得上是天然的“保健酒”，它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保护和促进作用。

　　酒有多种，其性味功效大同小异。一般而论，酒性温而味辛，温者能祛寒，辛者能发散，所以酒能疏通经脉、行气和血、蠲痹散结、温阳祛寒，能疏肝解郁、宣情畅意。又因为酒为谷物酿造之精华，故还能补益肠胃。此外，酒能杀虫驱邪、辟恶逐秽。《博物志》载：王肃、张衡、马均三人冒雾晨行。一人饮酒，一人饮食，一人空腹。空腹者死，饱食者病，饮酒者健。这表明“酒势辟恶，胜于作食之效也。”酒与药物的结合是饮酒养生的一大进步。

　　酒与药的结合产生了全新的酒品——保健酒。保健酒主要特点是在酿造过程中加入了药材，主要以养生健体为主，有保健强身的作用，其用药讲究配伍，根据其功能可分为补气、补血、滋阴、补阳和气血双补等类型。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追求健康的方式也越来越多。保健酒作为一个全新的名词，正逐步走进人们的生活。其实，保健酒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出现，只是那时候它更多的是作为“药酒”被人们认知的。

　　殷商的酒类，除了“酒”、“醴”之外，还有“鬯”。“鬯”是以黑黍为酿酒原料，加入郁金香草(一种中药)酿成的。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药酒”。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一部医方专书，后来被称为《五十二病方》，被认为是公元前3世纪末秦汉之际的抄本，其中用到酒的药方不下于35个，其中至少有五方可认为是酒剂配方，用以治疗蛇伤、疽、疥瘙等疾病。

　　《养生方》是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之一，其中共有六种药酒的酿造方法。秦汉时期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的《素问·汤液醪醴论》专篇曾指出：“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以为备耳”。“邪气至时，服之万全”。这就说古人之所以酿造醪酒，是专为药而备用的。

　　汉代药酒逐渐成为中药方剂的组成部分，其针对性和治疗功效也大大加强。汉代《神农本草经》论述：“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汉代名医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记有药酒的生产方法实例。还有一例“红蓝花酒方”，故班固在《前汉书·食货志》中称酒为“百药之长”。

　　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记有桃仁酒、猪胰酒、金牙酒、海藻酒等治疗性药酒。

　　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本草学家陶弘景在《本草集经注》中提出“酒可行药势”，在总结前人采用冷浸法制备药酒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冷浸法制药酒时“凡渍药酒，皆须细切，生绢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随寒暑日数，视其浓烈，便可漉出，不必待至酒尽也。滓可暴燥微捣，更渍饮之，亦可散服”，阐明了粉碎度、浸渍时间及浸渍时的气温对于浸出速度、浸出效果的影响。并指出71种药材不可浸酒，可见此时药酒的制法和用法已不断完善。

　　热浸法制药酒的最早记载是北魏《齐民要术》中的“胡椒酒”，该法把干姜、胡椒沫及安石榴汁置入酒中后，“火暖取温”。尽管这还不是制药酒，但被当作一种方法在民间流传，故也可能用于药酒的配制。热浸法确实成为后来的药酒配制的主要方法。

　　唐宋时期，药酒补酒的酿造较为盛行。这期间的一些医药巨著如《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都收录了大量的药酒和补酒的配方和制法。唐宋时期，由于饮酒风气浓厚，社会上酗酒者也渐多，解酒、戒酒似乎也很有必要，故在这些医学著作中，解酒、戒酒方也应运而生。在上述四部书中这方面的药方多达一百余例。唐宋时期的药酒配方中，用药味数较多的复方药酒所占的比重明显提高，这是当时的显著特点。复方的增多表明药酒制备整体水平的提高。唐宋时期，药酒的制法有酿造法、冷浸法和热浸法。

　　这一时期，药酒已开始由治疗性药酒向补益强身的养生保健酒发展，质量有了提高，不仅达官贵人饮用，而且有不少成了宫廷御酒。

　　元代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是我国第一部营养学专著，共三卷，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成书，收集了不少适合中老年人饮用的养生保健酒。并对酒的利弊概括为“酒味性甘、辛，性热，有毒，主行药势，杀百邪、通血脉、厚肠胃、消忧愁，少饮为佳，多饮则伤神损寿，易人本性，其毒甚也，饮酒过度，伤生之源！”

　　明代李时珍在其世界名著《本草纲目》中记载补酒方200余种，还有其它名家名著甚多，记录药酒不少。这些药酒大多以烧酒为基酒，与明代以前的药酒以黄酒为基酒的有明显区别。以烧酒为基酒，可增加药中有效成分的溶解。这是近现代以来，药酒及保健酒类制造上的一大特点。

　　清代特别盛行养生保健酒，清宫补益酒空前兴旺发达。明清的很多药酒配方采用平和的药物以及补气养阴药物组成，这样就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机体状况，使药酒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发挥作用。